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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域外电子送达的现状、趋势与反思

时间:2018年12月28日

摘要:目前我国通过公约等间接方式进行送达占据了涉外送达的主流,但是通过公约、司法协助协议规定的方式或者通过外交途径送达,其送达效率和送达成功率都不容乐观,严重影响了法院涉外审判质效。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域外电子送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电子送达具有快捷、便利和费用低廉的优点,被寄予破解法院域外司法“送达难”的厚望。法院域外司法送达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国际层面的协调问题、技术问题和部分法律障碍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域外电子送达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对于法院域外电子送达,我们应当持一种开放、肯定的态度,以一种功能主义的价值取向,结合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重点考察域外电子送达的合法性问题。只要域外电子送达本身不违反送达地的法律规定,并且有证据表明受送达人确已知悉了司法文书内容,就应当认可域外电子送达的有效性。向外国中央机关转送司法文书的情况应当尽量减少,应当尽可能综合运用多种直接送达方式。法院域外电子送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大胆运用多种渠道、方式和手段,尽量简化送达的繁琐程序,尽快实现成功送达。

关键词:域外电子送达 困境 变革趋势 价值反思

 

前言

送达是诉讼程序的关键环节。司法文书只有在合法、有效地送达当事人后,法院才能行使审判权。诉讼过程中涉及的诉讼期间也是以司法文书的送达时间为计算始点的。对于受送达人而言,只有当其收到司法文书并获悉司法文书内容后,才能确定如何行使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1]应当说,送达程序的最终目的不是程序性的,而是为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一般而言,送达可以分为国内送达和域外送达。域外送达是指一国法院根据国际条约或本国法律或互惠原则将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送交给位于外国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2]域外送达与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相互交织,相较国内送达而言,不仅程序繁琐、材料复杂,而且送达成功率不高。域外送达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为外国的诉讼在我国国内送达,一种是为我国的诉讼在外国进行送达。本文针对的是第二种情形下的域外送达。因此,为论述方便,本文所称法院域外电子送达是指我国法院根据国际条约或本国法律或互惠原则将司法文书以电子数据形式送交位于外国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电子送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电子送达具有快捷、便利和费用低的优点,被寄予解决“涉外送达难”问题的厚望。特别是随着我国“智慧法院”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法院在以信息技术解决司法难题上具有天然倾向和重大驱动力。但是,法院域外电子送达仍然有许多具有现实意义、亟需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同时对于域外送达的一些价值理念也有反思的必要,从而使我国更好建立更加合理、科学的法院域外电子送达制度。

一、   我国法院域外电子送达的现状与困境

(一)      我国法院域外电子送达的相关规定

我国有关域外送达的规定主要见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章“司法协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涉外送达问题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涉外送达问题规定》的相关规定,目前我国法院向国外送达司法文书的形式主要包括:依受送达人所在国与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条约规定的方式、外交途径、委托我国驻外使领馆对我国公民送达、向当事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向送达人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向代表人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和电子送达等。概括而言,域外送达可以根据司法文书是否由法院直接送交诉讼当事人分为间接送达和直接送达。间接送达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Convention on the Service Aboard of Judicial and Extrajudicial Docu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以下简称《海牙送达公约》或公约)进行的送达;二是通过双边司法协助协定进行送达;三是通过外交途径送达。直接送达则包括邮寄送达、电子送达和公告送达等。根据《涉外送达问题规定》第11条规定,除公告送达方式外,人民法院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向受送达人进行送达。因此,通常情况下直接送达与间接送达可以并用。

关于域外电子送达,《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0条规定,海事诉讼法律文书的送达,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还可以采用下列方式:……(三)通过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送达。“其他适当方式”究竟指的是何种送达方式,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对此进行了解释,称“其他适当方式应该包括传真、电子邮件(包括受送达人的专门网址)等送达方式。通过以上方式送达的,应该确认受送达人已经收悉”。这是我国法律首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确定了电子送达方式的合法性。2006年发布的《涉外送达问题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更加明确了我国法院域外电子送达的合法性。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同样对电子送达进行了肯定式的表述,规定“有明确的传真号码、电子信箱地址的,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通过一系列规定,我国确定了法院以电子送达方式向域外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符合国内法的规定,解决了域外电子送达在法院地的合法性问题。

(二)      我国法院域外电子送达的现状

在我国,借助司法部通过公约途径对外进行送达已成为涉外诉讼的主要送达途径。[3]换言之,间接送达已经成为我国涉外诉讼的主要送达方式。域外间接送达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有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进行送达,另一种是在没有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进行送达。截至20182月,我国已经与71个国家缔结司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和分享协定、引渡条约和打击“三股势力”协定共138项(116项生效),其中民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20项。[4]在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之间,一般不直接规定电子送达问题,但对于电子送达双方均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例如晚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科威特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传票和其他司法文书应当按照被请求方法律规定的程序送达。在不违反被请求方法律的前提下,也可以按照请求方希望采用的特殊方式送达。”可见,间接送达遵循的最基本原则是不违反受送达人所在国国内法的规定。在不违反受送达人国内法的前提下,电子送达是一个合法的送达方式。同样,根据《海牙送达公约》进行送达时,也遵循在不违反受送达人国内法的前提下可以进行电子送达的方式。

在直接送达方面,目前我国法院在域外电子送达方面也已经积累了部分案例。例如,在嘉兴南湖法院受理的一起原告倪某诉被告徐某的离婚案中,因被告徐某常年居住在澳大利亚,南湖法院向原告倪某说明了涉外送达的困难后,倪某向法院提供了徐某的电子邮箱地址。南湖法院向该电子邮箱发送了原告提供的起诉状、证据副本,以及盖有法院公章的各类法律文书,并告知了承办法官的电话,要求徐某与法院尽快联系。当天下午,徐某就和法院电话联系,表明收到电子邮件。至此,南湖法院顺利解决了涉外送达事宜,为案件审理打下了良好基础。[5]另外,国内有些法院还开设了专门的电子送达平台。例如广州中院开设了利用电子邮件方式进行送达的电子平台,为受送达人开通专用送达邮件和邮箱帐号

(三)      我国法院域外电子送达的困境与问题

法院域外电子送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层面的协调问题、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

首先关于国际层面的协调问题。虽然《海牙送达公约》以及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对司法送达都做了相关规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域外司法送达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而各国法律各异、政策不同,甚至对司法送达性质的理解也有诸多差异,因此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一种顺畅的、无障碍的送达机制,仍然需要加强国际层面的工作协调。例如关于送达的性质问题,世界各国存在认知上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大多认为,送达是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的责任;而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认为,送达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通常认为法院是单一的送达主体。因为对送达的性质认知不同,各国国内法在送达的程序规定上存在重大差异,使得各国在域外司法送达上对外国法的查明上需要付出较大精力,直接影响了送达的效率。

其次,在技术问题上,安全性是一直困扰域外电子送达的难题。对于电子送达来说,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保证电子送达过程中司法文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网络安全的隐忧一直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旦遭遇网络攻击,电子司法文书的送达内容、送达日期等都容易遭到篡改。如果不能保证司法文书安全、完整地送达诉讼当事人,那么电子送达方式的适用范围将大大受限。

最后是电子送达在法律上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我国对《海牙送达公约》第10条规定的三种送达方式,尤其是对邮寄送达方式进行了保留,这为我国法院进行域外电子送达造成了一定困扰。根据国际法上的对等原则,如果我国不承认外国送达主体对位于我国的受送达人进行邮寄送达,那么我国径行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向国外诉讼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的合法性是有疑义的。而如果邮寄送达尚有疑问,根据“举轻以明重”的规则,那么电子送达显然也落入了我国对公约的保留范围,因此通过电子送达方式径行向外国受送达人进行送达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外国法查明一直是困扰我国法院的一大难题,在送达问题上,我国法院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难以查明外国关于送达的法律规定,尤其是送达地法律是否承认电子送达的法律效力,以及对电子送达是否有特别规定。如果电子送达方式违反了受送达人所在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那么我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将难以在受送达人所在国得到承认与执行,这将直接影响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法院域外电子送达的变革和趋势

(一)      有关电子送达国际公约的变化情况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65年制定的《海牙送达公约》是当前国际上协调各国送达制度差异,促进域外送达国际合作的最重要、权威的国际公约。《海牙送达公约》在19651115日起开放签字,并于1969210日起生效。截至20184月,公约的缔约国达到73个。[6]我国于199156日加入公约,公约于199211日起对我国生效。《海牙送达公约》规定了四种主要的域外送达方式,包括中央机关送达(第2条)、外交和领事送达(第89条)[7]、邮寄送达(第10条)和个人送达(第10条)[8]。此外,《海牙送达公约》还以开放式的规定允许其他形式的送达方式(第11条)。《海牙送达公约》第11条规定,公约不妨碍两个或更多缔约国达成协议,得采用上述规定的送达方式之外的送达途径,尤其是通过各自机关直接联系的送达方式。《海牙送达公约》的这一规定为法院之间互相送达司法文书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法院域外电子送达留下了空间。同时,《海牙送达公约》在序言中指出,域外司法送达应当遵循简化和迅速(simplifying and expediting)的原则,这一原则为电子送达在域外送达中的应用提供了指引。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对《海牙送达公约》作的说明报告中也指出,公约的基本宗旨是:(1)建立一套制度,能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使得收件人能够实际知悉被送达的文书,使其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辩护;(2)简化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之间对这些文书的传递方式;(3)以规格统一的证明书方式简便地对已完成的送达进行证明。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0世纪末互联网技术兴起,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不断呼吁世界各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送达领域的效率问题。为此,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召开了数次重要的会议。首先是1999年的圆桌会议。19999月,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与日内瓦大学进行合作,并召开了圆桌会议,其中专门设立了第五委员会讨论电子送达的可行性问题。此次讨论主要涉及电子送达与《海牙送达公约》是否冲突、电子地址的解释、电子送达的安全性等问题。第五委员会认为,《海牙送达公约》未纳入电子送达只是因为时代的局限,公约并未限制或排斥电子送达方式,反而鉴于公约对于送达所要求的程序便捷、简化宗旨,电子送达完全符合公约宗旨和精神。第五委员会还认为,公约第一条中的“地址”可以解释为包含电子地址在内。第五委员会还认为,只要电子送达符合安全性要求,就不应对其设置障碍。同时,对电子送达安全性还做了要求,包括机密性、完整性、不可更改性,以及可识别性。[9]

此外,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针对电子送达的一些具体操作性问题分别在2003年和2008年进行了一系列调研,调研的主要问题包括请求书的递交、送达的执行、证明的递交、电子送达的安全性,以及电子送达对于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等问题。根据调研,被请求国的中央机关认可电子送达的意愿普遍较高,完全拒绝此种方式的国家只是少数。但是,大多数国家基于安全性考虑,一般不以电子方式提交请求书。在具体的送达执行过程中,很多国家对于电子送达方式持开放态度,但认为应满足一定条件,例如具备电子送达的设备条件、保证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另外,关于电子形式完成的送达是否影响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大多数国家都认为,电子送达本身不会成为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由。

(二)      国外法院域外电子送达的司法实践

域外电子送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逐渐被许多国家认可的发展过程。1996411日,英国皇后座法庭Newman法官授权Schilling&Lom公司律师通过电子邮件向国外送达司法指令,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通过电子邮件向域外送达司法指令的案件。[10]英国的这个做法创设了电子送达的先例。在上述案件之后,电子送达方式在英国的诉讼程序中已经广泛适用,尤其是英国推行在线诉讼程序,广泛运用电子邮件方式进行送达。英国法律对电子送达方式也有了明确规定。英国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6.3d)规定,可以通过传真或其他电子通信手段进行送达。同时,6.173)(b)规定了电子送达的证明,对于传真方式而言,是传送(transmission)的完成;对于其他电子方式而言,是发出电子邮件或完成其他电子传送的时间。

美国电子送达第一案Rio Properties, Inc. v. Rio International Interlink涉及向哥斯达黎加送达司法文书,在上诉阶段中,Rio International Interlink认为电子送达无效,但上诉法院认为,一审案件中的电子送达方式不违反宪法要求的正当程序要求,是有效的。[11]Jason v. Nelson & Alternative Energy Inc.案件[12]中,原告起诉被告要求支付能源服务费,但是原告在本案中除了被告留下的一个电子邮箱地址,没有其他任何可供送达的实体地址。原告为能向被告有效送达,不仅两次向被告可能的地址进行送达,还通过送达员对被告所属区域进行仔细搜索查阅,但仍未找到被告的可送达地址信息。虽然原告无法通过实体地址对被告进行送达,但原告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被告取得联系,同时在邮件中附有回执。回执结果表明,被告收悉了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鉴于上述情况,原告向法院提出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被告进行送达的申请。

此外,欧盟对于电子送达也持接受和认可的态度。欧盟理事会公布的《关于成员国间送达民事商事司法或司法外文书的欧洲规则》第42)条规定,只要接收的文件内容真实,忠于原件,信息容易辨认,在传送机构与发送机构之间传送文件、请求、确认、接收、认证和其他任何文件,可以通过任何适当的方式进行。显然,只要电子送达符合一定条件,欧盟将接受和认可此种送达方式。

(三)      法院域外电子送达的发展趋势

应该说,无论从国际条约还是从国内立法层面,都倾向于支持以电子方式进行司法文书的域外送达。关于域外电子送达采用的条件、送达成功与送达不成的认定、电子送达的合法性标准等目前还缺乏非常清晰、明确的阐述。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国内法规定、国际法沿革以及国外司法实践情况中得到一些趋势性的结论。

1. 中央机关送达和电子送达的地位问题

关于电子送达和中央机关送达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电子送达是中央机关送达的补充,只有在中央机关送达不成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电子送达。另一种观点认为,电子送达和中央机关送达之间是并列关系,可以在中央机关送达的同时进行电子送达,只要有一种方式送达成功,就是成功送达。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即域外电子送达与中央机关送达应当是并列关系。试想,如果只有在中央机关送达不成才能进行电子送达的话,电子送达本身所具有的即时性、便捷性便无法体现。更何况,在一些网络纠纷案件中,电子送达本身就是唯一可行的送达途径。另外,送达的目的是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这不仅是一种程序性权利,更是一种实体性权利。因此,在判断当事人确已知悉司法文书内容的情况下,只要电子送达能够达到效果,何必一定要追求中央机关送达的“形式感”呢?

2. 对司法文书进行域外电子送达的前提

首先应当符合送达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不得违反受送达人所在国的禁止性规定,否则判决无法得到其所在国的承认和执行。甚至,如果电子送达方式是受送达人所在国明确禁止的,还有可能涉及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的问题。[13]其次,需要区分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和法院之间是否达成了进行电子送达的协议。如果双方订有关于电子送达协议的,按照协议要求可以直接进行电子送达。例如,约定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送达的,邮件一经到达邮箱,法律文书即已送达,邮件到达日期为送达日期。如果没有协议的,也应当允许法院以电子送达方式径行向当事人进行送达,只是在此情况下,需要仔细辨别送达成功与否。

3. 域外电子送达的合法性问题

互联网打破了地域的疆界,具有连通世界的特点,对于电子送达而言,不应再就跨国问题过多纠缠,而应把目光放在审查域外电子送达的合法性上。域外电子送达的合法性主要结合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进行考量。笔者认为,应当重点考察的是,电子送达是否为作出判决的法院地法所承认,被告是否确已知悉诉讼内容,以及被告是否充分行使了抗辩权。其中,关键的是被告是否确已知悉诉讼内容,这关系到域外电子送达是否成功。

4. 域外电子送达成功与否的判断

对于当事人之间、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没有就电子送达达成协议的情况,应当仔细判断电子送达成功与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当采用电子送达方式时,“应当注明人民法院的传真号码或者电子信箱地址,并要求受送达人在收到传真件或者电子邮件后及时予以回复。以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日期为送达日期”。收到受送达人回复是电子送达的理想状态,可以直接认定送达成功。在受送达人未回复时,认定受送达人确已收悉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案情证明,包括受送达人按司法文书内容出庭应诉、受送达人引用送达文件、以及对送达文件中的诉讼主张进行反驳的,都可以认为受送达人确已知悉送达内容,属于送达成功的情形。二是技术手段证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对发送的电子数据进行追踪与证明已非难事,如通过电子邮戳和自动回执方式,当受送达人打开文件内容时,系统将自动向送达人发送回执,表明司法文件成功送达。[14]

三、   我国法院域外电子送达方式的反思

(一)      重新审视域外司法送达的价值取向

根据条约、双边司法协助协议送达或外交送达更符合国际法上的尊重国家主权原则,显得更加“郑重其事”,但是其送达效率和成功率之低饱受诟病。我国对于涉外送达存在一种双轨制,即针对我国对外国的送达和针对外国对我国的送达存在规定上的差异。双轨制反映了主权和效率之间的矛盾。[15]主权和效率是目前域外送达机制面临的两大冲突,其中送达效率和送达成功率低下是目前制约我国域外送达制度的最大问题。效率的提升不仅需要广纳各种渠道、手段和方式,更需要观念的解放。[16]对于域外司法送达,应当始终以使受送达人及时知悉送达内容为核心。对此,我国司法实践也有阐明,例如在冷渝萍因健康权纠纷上诉案件中,二审法院指出,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中,送达并非指在物理上将司法文书送交受送达人,还包括使受送达人客观上能够收悉所送达之司法文书,以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能够进一步推进国际民事诉讼程序。[17]结合《海牙送达公约》的宗旨和精神,笔者认为,域外司法送达应当秉持便捷、快速的宗旨,以尽快将司法文书送达诉讼当事人为第一位,尽量简化送达的种种“繁文缛节”。面对私法性质的向我国进行电子送达的行为,不应当武断地认为这是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而应当从维护当事人利益和符合司法实践需要的角度,以更开放的眼光予以对待。

(二)      尽可能综合运用多种送达方式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通过公约送达占据了涉外送达的主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公约、司法协助规定的方式或者通过外交送达途径送达,送达的情况往往难以把握,长时间得不到送达结果。[18]在公约送达上,一方面利用电子送达的迅速、快捷特点,可以大幅缩短国内环节的转交时间。另一方面,根据《海牙送达公约》对电子送达所持的开放性观点,通过司法互助协议的方式争取与受送达地的中央机关达成电子送达的协议,也可以大幅缩短送达时间。

事实上,向外国中央机关转送司法文书的情况应当尽量减少,应当尽可能综合运用多种直接送达方式。目前我国在涉外送达方面,更多采用的是依照《海牙送达公约》规定的中央机关途径进行送达的方式,但是此种方式送达效率低、成功率不高,严重影响了涉外审判质效。如果以一种实用主义的眼光审视涉外送达,笔者认为,应当综合运用多种送达方式进行送达,尤其是要扩大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法院域外司法送达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从事涉外审判的法官来说,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渠道、手段和方式,尽快实现成功送达的效果。

结语

    应该说,送达程序的终极目标不是一个程序问题,其最终是为保护权利、保证法律机制的公平服务的。[19]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尽管电子送达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它便捷、迅速的特点仍然是解决域外司法文书“送达难”的趋势所在。对于法院域外电子送达,我们应当持一种开放、肯定的态度,把目光放在解决送达的实体问题上,尽量简化送达的繁琐程序,尽快实现成功送达。

 

 

 

 



[1] 参见李旺:《国际民事诉讼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2] 同上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涉送达的内容是指司法文书而言,主要包括为民事诉讼而制作的各种文件,如起诉状、答辩状、传票、通知、裁判文书等。

[3] 任雪峰:《<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6年底第9期。

[4]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wgdwdjdsfhzty_674917/t1215630.shtml, 2018年6月19访问。

[5] 参见http://jx.zjol.com.cn/system/2014/06/23/020098831.shtml2018619访问。

[6] 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status-table/?cid=172018619访问。

[7] 我国对公约第8条第1款进行了保留,声明“只在文书须送达给文书发出国公民时”,才得采用上述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送达。

[8] 对于公约第10条规定的三种送达方式(邮寄送达;文件发出国主管司法人员、法官和其他人直接通过目的地上述人员送达;诉讼利害关系人直接通过目的地上述人员送达),我国声明反对上述送达方式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采用。

[9] 李颖:《论域外电子送达方式》,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9-14页。

[10] 何其生:《域外电子送达第一案及其思考》,载《法学》2005年第3期。

[11] 张利民、胡亚球:《涉外案件司法文书电子送达条件分析》,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

[12] 2008 WL1701744 (N.Y. City. Civ. Ct.).

[13] 同注3

[14] 参见注11

[15] 刘力,《中国对外送达途径的立法演进》,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

[16] 何其生:《域外送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7]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终3540民事裁定书。

[18] 同注3

[19] 同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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