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系英国上诉法院法官彼得·格罗斯爵士于2019年10月9日在新加坡航运法律论坛上的发言。发言展望了未来5年至10年航运法律、航运律师与海事法院的发展，包括航运业的重要性、科技与人工智能、环境问题、海难救助与劳氏海难救助协议、航运法的演变、法院之间合作与分享的最佳实践等内容。

（编译：上海海事法院翻译员团队成员 李啸飞、魏小欣）

本文刊登于中国审判2023年第2期

 

【导师点评】（上海海事大学 郑睿 副教授）

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曾在1964年写了一首歌，歌名叫“时代在变化”（“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斯卡利亚大法官在他的判词中引用了这一歌名并写道：“‘时代在变化’只是无视职责的软弱借口”。

时代在飞速变化，也因此带来了各种挑战和难题。不论是航运业还是法律业，都必须紧跟发展的步伐，迎接挑战并提供难题解决方案。2019年，英国上诉法院彼得·格罗斯法官受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商法研究中心发表了演讲，展望了航运业和法律业未来10年的发展可能。他的核心观点是，未来10年内，航运业仍然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产业，但也必须要能够适应技术革新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航运法为航运业发展提供了规则保障，这些规则也必须与时俱进。无论如何，合作、公平、专业都将是指引规则发展的价值观。

现在距离格罗斯法官发表演讲已经过去了四年，智能航运、绿色航运、韧性航运已经成为了全球航运业共同关注的主题。格罗斯法官演讲的前瞻性令人赞叹。温故知新，重读这篇经典演讲的文本，航运人和法律人会更有信心在变化的时代下奋勇前行。

 

航运业的重要性

航运业是航运法律和航运律师的起点和基石，更是国际经济的命脉。目前，全球超过90%的贸易通过海运进行，供应链日益全球化也更加凸显了航运业的重要性。

然而，航运业本质上会面临政治风险。国际贸易争端会给世界贸易带来实质影响，从而导致航运量减少。同样，在海湾地区，航运业也面临诸多危险。其中，连接中东地区重要石油产地的霍尔木兹海峡体现出航运业的重要性和保护航行自由的必要性。海峡最窄处约21英里宽，且每个方向的航道仅两英里宽，中间由一个两英里的缓冲区隔开。据统计，高达20%的全球石油消耗量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它是连接中东石油生产商与欧亚消费国的一段重要航线。

无论其他运输方式如何发展，航运业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的迹象。尽管石油运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难免会引发人们寻找替代能源，但目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关注或将提醒人们加强对途经商船的航运保护。同样，关注航运业的人们也将密切关注国际贸易争端，毕竟贸易模式和贸易量是影响航运业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论面临何种风险，未来5年至10年，航运业依旧对世界贸易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航运都是全球范围内一种便捷高效且价格低廉的货物运输方式。

 

科技与人工智能

我初入律所工作时，都是先手写法律意见书，然后由打字员负责录入。当时，电传是标准的行业通信方式。随后，传真的出现又将标准向前推进了一步。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

尽管航运本质上是一个保守的行业，但随着技术变革和人工智能的浪潮袭来，航运业无法置身事外。航运律师和法官不应对这些改变持抵制的态度；相反，法律专业人士应在变革过程中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不是将一切交给互联网技术专业人士来处理。

航运法的目的在于促进商业发展。如果航运法不能及时了解商业惯例并与时俱进，就无法实现这一目的。

2018年9月，英国斯旺西大学国际航运与贸易法研究所举办了一场题为“新技术与航运法/贸易法”的座谈会。该座谈会讨论的主题包括区块链、智能合同、自动驾驶船舶、全自动港口及人工智能等。这些主题中的任何一项都会对国际海事公约、海事监管框架、传统海事岗位（例如船长和引航员）、船舶人员配备、当前商业模式及海上保险产生重要影响。尽管这些影响最终将会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尚未可知，但航运及相关法律将面临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局面。

此外，技术和技术性变革不应被孤立考虑。以下问题应被纳入考量：

• 我们是否正在用新风险代替旧风险？例如，信息技术或网络风险是否只是简单地填补了人为错误留下的空白？毕竟没有一个系统能确保万无一失。

• 这些变化会给预防恐怖主义、欺诈和网络犯罪带来哪些挑战？

• 如果在岸操控员可以替代船长驾驶船舶，那么他应当具备航海经验和资质，但倘若所有船舶都实现自动化，人们又将从何处获得航海的经验和资质呢？

• 对应的责任或保险制度又将如何发展？

• 引入新技术的成本是多少？是否值得？不同地区针对这一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答案？

• 公众能否接受？例如，一艘全自动化液货船航行在海上或停泊在港口。

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虽然才刚刚开始，但人们应早作准备。

 

环境问题

环境本身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本文仅稍作展开。目前，环境问题已被提上政治性议程，航运业同样无法幸免并长期面临着污染问题。其中，“托雷峡谷”号、“阿莫科·卡迪兹”号、“埃克森·瓦尔迪兹”号船舶漏油事件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当前，国际社会广泛建立了一整套针对海洋污染问题的解决机制，包括旨在防止海洋环境污染的《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处理海洋油污事件的《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以及负责油污损害赔偿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航运业目前面临着挑战：“航运是全球经济的命脉，90%的贸易通过海运进行，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排污最严重的产业之一。船舶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大量污染物，这些污染物排放量一直在稳步上升，危害人类健康。船舶所产生的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3%，加剧了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的发生。”

降低燃料中硫的含量目前依然面临很多压力。国际海事组织要求船舶或将其燃料的硫含量从3.5%降至0.5%，或安装过滤器进行清洁，或使用其他能源。这一要求并不简单，因为使用低硫燃料将大大增加成本。据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马士基集团估计，改用更高规格的船用燃料将导致每年增加20亿美元的燃料成本。使用过滤器也需要进行利益权衡，因为很大程度上会将污染物从大气转移到海洋。如果替代能源受到青睐，人们不再使用化石燃料，则油轮的价值可能会急剧下跌。与散货船不同，油轮无法用于运输其他替代商品。

不仅如此，遏制温室气体排放也是一项长期目标。据称，截至2050年，航运业的总排放量将在2008年的水平上减排至少50%。马士基集团宣布，其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此外，还有人呼吁慢速航行，以改善环境。但这一建议违反常识，也不利于贸易往来，无法直接在实践中遵照执行。

这些环境问题与航运法和航运律师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关联。

首先，改革设想的成功实现关键在于形成国际共识并得到有效遵守。选择更高等级的船用燃料给不同国家带来的利弊不同，这也更加凸显了达成共识和遵约履行的必要性。

其次，无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有多大价值，都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减少空气污染可能会以增加海洋污染为代价。因此，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措施与方案有必要经过仔细考虑和谨慎草拟。

最后，航运市场需要新的规则，毕竟市场变动（例如成本或油轮价值变化）易引发诉讼。

基于上述原因，无论是航运法还是航运律师，都不应对环境问题掉以轻心。

 

海上救助与劳氏海难救助协议

未来5年至10年，作为航运业名义上的“风险登记册”，传统的劳氏海难救助协议（Lloyd’s Standard Form of Salvage Agreement，以下简称“LOF”）将持续面临挑战和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每年约签署250份LOF，最终会产生约150份仲裁裁决、约30份上诉裁决。如今，每年签订的LOF下降至45—60份。根据国际救助联盟的数据统计，2018年发生的海难救助案件为234起，其中只有58起是按照LOF进行救助的。

这种趋势有其积极的一面。技术改进和船舶安全性能的提高无疑在其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受到推崇，尤其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初，航行技术拙劣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真实情况是，尽管LOF救助报酬的相对价值在过去30年中有所上升，但签订劳氏合同的数量却明显减少。LOF不再是海难救助的首选，至少部分承保人已转变了对LOF的态度，认为其在很多情况下的收费过于高昂。他们更倾向于确定一个固定或可计算的保险赔偿金额，以减少仲裁程序中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救助只是一种简单的船舶拖带，那么LOF的报酬无疑是十分丰厚的。

然而，这种趋势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首先，有传闻指出，某些LOF并不“纯粹”，而是伴有附加条款。该条款另含了报酬上限、每日费率等协议内容。缺乏透明度的问题显然值得关注。此外，救助方和船舶利益方之间还存在附加条款，由此将使货物面临责任增加的风险。此类附加条款一旦被曝光，很容易引发诉讼。LOF谨慎平衡着救助方、船方和货方三方利益。

其次，此类附加条款在顾及船舶承保人利益的同时，会潜在地增加船东在保赔协会特别补偿条款下的风险敞口，进而损害船东的保赔险。

再次，考虑到救助行业的整合和收缩，为了与承保人达成有效救助合同，救助者承受了不小的商业压力。然而，倘若没有LOF在“无效果、无报酬”原则之外的特别补偿制度，为无法获得报酬的救助者提供必要的投资回报，那么，救助者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长期资金问题的困扰。

最后，虽然有资料表明，船舶承保人仍将LOF视为首选合同，尤其是在特别紧急且急需尽快作出回应的情况下。但是，如果LOF所面临的压力持续存在，专业救助者是否始终有能力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使用必要的技能和设备进行救助？虽然时间会证明一切，但如果只有再经历一次“阿莫科·卡迪兹”号船舶漏油事件，航运业才能重新吸取教训，这是极其令人痛心的。在环境问题越发重要的今天，环境污染的风险依旧很高。人们必须认识到，救助者是防止环境污染的“第一道防线”。

1992年，国际救助行业经调查发出警告，指出专业海难救助行业的进一步收缩可能会产生超出该行业本身的后果。这一警告如今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现任劳合社上诉仲裁员Jeremy Russell提到：“LOF作为一种合同范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条款很少在法庭或仲裁中受到质疑，这说明它是一份理想的合同。然而，当保险公司不得不提供一份经证明有效的合同以供紧急情况下使用时，为了省钱，他们试着用其他合同条款来讨价还价，从而选择将船舶和货物置于风险之中。如果只有经历一次重大事故才能让保险人意识到LOF的价值，那将是非常可悲的。”

逆流而上总是站不住脚，但希望所有市场参与者都保有足够长远的眼光，以确保海难救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LOF所维持的平衡一直以来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这一协议被废弃，整个航运业最终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航运法的演变

普通法的卓越之处在于它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从而保持其与现实的关联性。

无须赘言，航运法在普通法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航运业是一个成熟的行业，而且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主要的法律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但实际上问题仍层出不穷，如合同条款的分类问题等。

虽然海商法没有普通法渊源，但其在英国和新加坡两国的法律体系演变过程中均遵循着普通法的方法。海商法的不断更新反映了技术的发展，正如起初人们对雷达的误用导致了一系列船舶碰撞事件的发生，而后雷达检测便成了处理碰撞案件的常规操作。如今，船舶数据记录仪使得碰撞案件中每艘船的航行轨迹都清晰可见，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事实争议，让法院专注于法律问题的裁决。

此外，技术将对法律实践和法院工作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常规的法律程序，并帮助解决信息披露难题。目前，海量数字通信所带来的成本和负担是前所未有的。同样，越来越多的技术有望成为英国和新加坡司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已经在进行中。截至目前，算法并不能取代法官。重要的是，正如前所述，技术发展给司法系统带来的变化不可避免，法官和律师应当亲自主导这一变革，而不能假手于他人。

 

法院间合作与分享的最佳实践

没有法律规制的贸易是难以想象的。自古以来，商人一直在为他们的交易安全寻求保障——谁会愿意在一个有较高政治风险的国家进行投资呢？基于此，商事法院在国际上的扩散便不足为奇。当然，不同法院之间难免会有管辖上的竞争，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如果法院间仅从事消极竞争，将是不幸的。没有人能够预先确定一家法院的收益必然等同于另一家法院的损失，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增加国际争端解决的机构场所是一项有利举措。

考虑到这些因素，常设国际商事法院论坛（the Standing International Forum of Commercial Courts，以下简称“SIFoCC”）的成立是一项广受欢迎的创新举措，得到了英国和新加坡两国司法部门的全力支持。该论坛旨在分享法院的最佳实践，以树立市场信心，并通过商法的国际应用促进法治。法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当前，它在促进和保护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SIFoCC汇集了全世界商法领域的领军人物，并协助其他国家的商事法院寻求国际最佳的司法实践。SIFoCC将这些国家联系起来，大大增强了人们对于解决商事纠纷的信心，而不是将其限缩成部分国家的专利。

 

基本的现实、价值观与专业技术

当前，对于变革的调整和应对是必须的。与此同时，也有必要牢记现实和价值观，并保留专业技术。这些将在未来5年至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指引着我们。

首先，一般而言，海商法发展偏离一般性法律的情况并不多见，但航运业的现实也证明，海商法所具有的特殊性是存在其合理之处的。长期以来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申请船舶扣押解除时须提供担保，而无须像申请冻结令（英国法院在海事诉讼中采用的一种诉讼保全措施，旨在禁止被告转移财产）通常要求的那样承担损害赔偿。

其次，在航运业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行业中，解决争议必须赢得整个行业的尊重及更广泛的国际认可。这就需要公平、独立和专业性，绝不能存在主场优势。这些考虑同样适用于法院和仲裁机构，其中包含了持久的价值观。

最后，专业技术的保留和传承也很重要。海上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引发了人们对传统航海技术的关切。海难救助仲裁或碰撞纠纷也会影响人们对相关律师、法官和仲裁员的评价。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都应被纳入关乎航运法发展的常设议程之中。

 

结语

希望上述发言能够引发大家的思考和讨论。无论展望是否准确，等待人们的都将是忙碌且极具挑战性的未来。同为航运法律领域的传承者，我们会一如既往为其悠久传统、与时俱进而感到自豪！